合同订约主体必须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所谓订约主体是指实际订立合同的人，他们既可以是未来的合同当事人，也可以是合同当事人的代理人。合同订立需要遵循某些基本原则，劳动合同的订立原则也须遵循。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立案八个月未开庭确实是不正常的，可以向有关机关反映。但如果被告充分利用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拖延开庭的时间，立案八个月未开庭是可能存在的。如果是被告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与法官无关。律师就经常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拖延审判的期限，以取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违约金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协议等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当向另一方承担一定金钱给付的违约责任。《劳动合同法》第25条规定：“除本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即在培训服务期和竞业限制两种情形下可以约定违约金。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不得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但对于约定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违约金，《劳动合同法》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

行政法学者则认为，行政合同是客观存在的，随着政府、行政机关职能的转变，尤其是现代行政执法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过去“命令与服从”转变为“服务与合作”，随之行政管理手段亦发生了变化，行政合同这种管理方式。

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同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合同纠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方式来解决，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论等。民事方式区别于行政方式和刑事方式，行政方式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合同纠纷，这与民法典平等的理念不符合，在计划经济时代大量存在的行政干预，仍然存在，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刑事方式是国家通过刑事手段来解决合同纠纷，合同一旦需要通过刑事方式解决，就不能称为合同纠纷，而是刑事案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很多，对于此类情况，应以诈骗案处理，而不是一般的合同纠纷。

我国《合同法》对损失赔偿额进行了合理限制，如第113 条的可预见性规则：“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116 条违约金定金不并用规则：“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

在违约形态方面，《合同法》第107 条规定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两种形态，这承袭了《经济合同法》第29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8条、《技术合同法》第17条的相关规定，符合我国传统立法中两分法观点，即将违约形态划分为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

法律只是限制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情形，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情形，法律并不限制。当劳动合同约定了用人单位提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情形是，法律并不禁止，用人单位需按约定的数额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因此，建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不要约定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情形。

第119 条的减损规则：“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损失赔偿额的限制上，我国合同法尚缺乏损益相抵规则。所谓损益相抵，是指守约方基于损失发生的同一原则而获得某种利益时，包括费用的避免和损失的避免，在其应得的损失赔偿额中，应扣除其所得的利益部分。损益相抵规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得到一体遵循，但都特别强调利益取得与违约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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